
1946年深秋的南京雨夜配资注意事项,一辆吉普车疾驰而过,车内坐着一名目光阴鸷的少将,他叫毛森。彼时的他意气风发,却少有人知道,这个看似温文的浙江人很快就会在血腥与暗杀中把自己推向“恶贯满盈”的深渊。
毛森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。年少时家境清寒,为求出路,他先在杭州法政学校读书,1932年转入浙江警官学校,结识了彼时已在军统崭露头角的戴笠。校场演习结束后,戴笠拍拍这个学生的肩膀,“小毛,好好干,前途无量。”一句话,点燃了毛森骨子里的野心。从警校毕业半年,他就被调进军统机关,成了戴系嫡系。
抗战期间,毛森活跃在浙江、江苏一带,头顶“抗日”光环,暗里却更多把刀子挥向共产党和进步群众。1944年,他从上校跃升少将,出任军统东南特务区长,既掌实权又握重金,“毛区长”从此与血腥和骄狂如影随形。

1945年9月,日本宣布投降,国民党忙着“接收”。上海法租界的76号特工总部——汪伪军统司令部——被毛森整包收入囊中。枪支档案、特务网络,连带大批训好的杀手,成了他手里的“新玩具”。谁知和平未到,内战骤起。毛森得令,“全力围剿共产党地下组织”。
1946年至1949年,他的行动记录密密麻麻:突袭里弄,封锁码头,深夜抓捕。上海解放前夕的四个月,他在徐家汇、虹口投入重兵,仅公开登记在册的被捕人员就逾三千。五月初,一个雨夜,交通大学学生穆汉祥被拖出宿舍;傍晚,枫林桥军统看守所枪声连响,李白、秦鸿钧等革命者血染囚室。彼时的毛森自诩“擒共第一功臣”,却没意识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。
1949年5月解放军逼近,上海滩气氛森冷。毛森从不信“苟日新,日日新”那一套,他信的是枪口和军令。可局势瞬息逆转,5月24日夜,他改换便装溜向吴淞口,挤进一艘小艇,连夜南下厦门。41岁的他,此后与大陆的海峡一别,历时四十余年。

到台湾后,蒋经国眼中这位“拼命三郎”仍是可用之才。毛森被编入“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”,专事大陆渗透、策反与沿海破袭。夜色中偷渡小艇的发动机声,此后偶尔仍在闽粤海面回荡。大陆方面对他的名字早已登记在册,列为“战犯甲等”,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。
1956年,局势骤变。台岛内部斗争激烈,旧军统系被边缘化。识趣的毛森悄然离台,先到琉球,再辗转泰国、南韩,后落脚美国西海岸。凭借早年在上海搜刮的金条、古董,他过起了“海外漂泊生”。朋友问他为何不安顿下来?他摇头:“脚底下没根,总觉得哪儿都不是家。”
时间快进。1992年春,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,大陆方面宣布欢迎旅外同胞回乡探亲。已经84岁的毛森借机踏上了回归航班。飞机降落虹桥机场,他扶着拐杖,看看窗外,“这地方,变得我都认不出了。”同行的侄儿小声提醒:“叔,别乱说话。”他苦笑。

在上海停留三天,他独自去了龙华烈士陵园。陵园里安葬着当年被他下令处决的李白、秦鸿钧等人。碑前,他沉默良久,嘴唇翕动,说了什么谁也没听清。随行的老同学回忆,那是句带着吴侬软语的“对不起”。
随后一行人回到江山。老宅早被修葺成红砖小楼,乡里倒还记得这位“混出息”的游子。有人夸他当年出资修缮了中心小学,又捐了图书馆。毛森颤巍巍挥毫,写下八字:“谢谢亲爱的乡亲们。”字迹有些抖,却仍见锋芒。
最戏剧的一幕出现在县城主街。毛森看见新建成的敬老院、农机站,听工作人员介绍合作医疗、义务教育,忽然站定,对围观的人说:“共产党了不起,人民政府了不起!”声音不大,却足够清晰。有人惊讶,有人鼓掌,也有人面面相觑,毕竟眼前这位老人,当年杀人不眨眼。
探亲那几天里,亲戚们还是忍不住追问:“毛伯,当年你真杀过那么多人?”他端起茶碗,低声回答:“打仗嘛,上头有令,不敢不从。可现在想,多少事做错了。”一句话,半是忏悔,半是推诿。夜里,他坐在老屋门口,看着昏黄路灯下的稻田,沉默到天亮。

离别时,县里干部按惯例送了些土特产。毛森没收,只留下了一包家乡泥土,折回身放进衣袋。他告诉旁人,这次或许是最后一次归途。1996年,他客死洛杉矶,终年88岁。遗愿只有一句:“把我葬在家乡祖坟旁。”然而因身份敏感,这个请求至今未能实现。
毛森的一生,是旧中国黑暗政治的缩影。求生、逐利、屠戮、流亡,几个关键词就能勾勒他的人生轨迹。若说他“恶贯满盈”,确有事实为证;若说他晚年幡然悔悟,也的确有那句“共产党了不起”作旁证。可悔恨能否抵偿鲜血?答案从不写在墓碑上,只存于被他夺去生命的人们心里,也留在后来者的档案和记忆里。
史册翻过去,时间节点清晰:1932年投军统,1944年升少将,1949年5月逃亡,1956年再度出海,1992年回乡短暂停留,1996年客死他乡。每一个数字背后,都是一串姓名、一次抉择、一段命运。有人将他视为反面教材,也有人把他当作“时代弃子”。他本人曾说:“命由天定,人只随波。”这句自我开脱的话,倒恰好映照了他一生的漂泊与荒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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